（二）中世纪的二元社会结构为大学诞生提供了特有环境

　　西欧中世纪文明和其它同时代的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方文明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世俗—宗教”的对立。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社会，在它的政治和意识中心，是基于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Sanctus Gelasius Ⅰ 492－496 年）在五世纪提出的“双剑说”④，即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世纪二元社会。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把所有历史都看成是上帝之城和巴比伦或者混乱之城之间在各个时代永无休止的冲突［28］，其中最有名的斗争是“叙爵之争”。由于这一战争的核心是争夺对教职的授予权,史称“授职权战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在中世纪的授职权之争中,拉韦纳的法学者们站在世俗皇帝的一边。其代表学者彼得·格拉斯(Petrus Grassus)曾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小册子,而书中大量的引证都来自罗马法。［29］而教皇派也从宗教会议和教规中寻找反对王权的法律武器。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年)于1075年颁布了由27条主张组成的《教皇敕令》,宣称只有教皇才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而且还可以废黜皇帝。1078年,格列高利七世又颁布一项命令,宣称任何一个僧侣都不应接受皇帝、国王或任何世俗男女所授予的主教职位、修道院职位或教会职位,否则他们将被开除教籍,直到作出适当的苦行赎罪为止。这样便直接导致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Ⅳ，1050—1106，1084年加冕为皇帝)之间的冲突,并因此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公元1122年9月23日两派缔结了《沃尔姆斯条约》（concordat of Worms）。将叙爵权分为神职叙爵权与世俗叙爵权,分别授予罗马教皇和世俗君主。教皇独揽宗教生活,王权则退居世俗生活领域。［30］由于中世纪人们普遍信仰基督教,教会对宗教的垄断实际上是对信仰和精神生活的垄断。这种划分对整个欧洲都具有根本性的历史意义,它一方面确定了教会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内的至高权威,另一方面又承认人类在世俗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将宗教和世俗两界相脱离，由此所释放的能量和创造力，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因此，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把《沃尔姆斯条约》当作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主要转折点，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近代的开端。［31］［32］

　　“双剑说”理论把中世纪社会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从皇帝与教皇开始，通过国王与大主教，直至贵族与住持以至庄园主和教区牧师。也由此产生了两类城市——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两类法律——世俗法和教会法；两类教育——世俗教育和神学教育。这样导致了帝权和教权之间的斗争与合作，这不仅表现在教皇和皇帝之间，而且表现在它们的各级社会阶层中的追随者和同盟者。中世纪大学就是在王权和教权斗争的夹缝中，左右逢源，投机取巧中发展起来的。

　　四、结语

　　本文认为基督教是导致中世纪出现大学最为重要的原因。基督教容忍对自然哲学研究和利用，是大学得以诞生的认识论基础；中世纪西欧社会所特有的“二元权威论”则是大学得以出现的政治论基础。不管罗马教皇还是世俗君主，都需要为其自身的合法性争取学理依据。大学这个“御用”学术机构的出现，也就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大学是为罗马教廷和世俗君主服务的学术机构，一个“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