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反思回顾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教学情况。1904年清朝颁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确定京师大学堂“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之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农工之实习也”［23］。中国文学的教学还秉承传统的研读讽诵作品方法。1910年，黄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由国学扶轮社初版印行29册。这部东吴大学的文学史教学讲义，前三册近20万字为“总论”、“略论”、“文学的种类”等；后26册分上世、中世、近世三大段，总计一百多万字，叙写中国文学史；每章有绪论、结语，但论述相对较少，而作品选读较多；有些作品有按语、评点、注释。也可见当时的文学史教材，史论和作品讲读是一体的。1918年4月30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文学史教学“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其派别”，文学教学“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24］。这样文学的流变历史、理论知识与作品的鉴赏、创作是并重而不偏于一端的。发展至1924—1925年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年度中国文学系必修科目”中，沈尹默教“诗名著选”（附作文），郑奠教“文名著选”（附作文）。［25］作品选读和作文并行学习。同样著名的国学私立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的教学也大致相同。1930年《无锡国学主修学校各学年和讲授提纲》“第一学年，韵文选第一学期选授唐人各体诗……讲授时除指出各家不同风格，同时指导各家习作。”［26］其文学是教材自编，参考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国学大家钱仲联回忆无锡国专的教学说“专修馆特别重视写作，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当堂三小时交卷。一月中两次评分为一等的发膏火费银币十元，两次评分为二等的发五元，作为奖励。每次作文，老师都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评，批多于改。”［27］正因为文学史讲授、文学作品选教读、创作实习三者合一，无锡国专才培养出大量的国学人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中国文学史”在必修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品选课成了与中国文学史相配合的课程。1950年代以后的教学体制改革中，更是参照苏联的教学情况，单方面强调文学史课程［28］。陆侃如就曾援引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中“开始学习写作的人，必须具有文学史的知识”［29］。 嗣后产生了游编《中国文学史》和袁编这两种对教学影响最大的文学史。经过数十年的延续强化，中国文学史课程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知识系统、教学形态规范的课程。

　　现行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系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中国文学史本身是从中国文学史概括总结提升出来的，对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学习中国文学史有助学生认识文学现象，但不是关于文学的普遍知识。剑桥版文学史、袁编文学史教学中引用作品较少，通行的做法就是用文学作品选课程来弥补，但是现在大部分高校的教学课程中已经没有文学作品选的位置［30］。即算有文学作品选，也只是文学史的配套、附庸，课时也很少，根本不能广泛深入的讲读各类作品；何况，文学史本身在选择文学经典时，就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现行的“配套”教材，服务于文学史，其地位肯定会不受重视，也无法引导学生面向广阔的文学世界。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只是死记硬背文学史以应付各种考试，古代文学的大花园中各种美景，也无心去探访。遇到具体作品，或者只能套用教材上的知识去解释，或者完全无能为力。二，随着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的发展，习作逐步退出了课程体系，尤其是古文的写作。习作与文选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重视文选的重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