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大学课程变革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统一了大学课程设置标准，结束了大学课程自由散乱的局面。其二，大学通识教育主要依托共同必修科目来实现。其中，所有学生都必须修习的科目包括：国文、外国文、党义、伦理、体育。另外文、理、法、师范学院还需要修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理则学、哲学概论、自然科学之一门、社会科学之一门等课程。农、共、商学院偏于应用，但大体都会要求学习数学、经济学等科目。其三，各界基本达成共识，大学一二年级应重在学生共同基础的养成，施行通识教育，三四年级方使学生专于某一专门领域。

　　二、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模式演变的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式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分析总结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模式演变的规律，反思其优势与不足，对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顶层设计是通识教育发展的方向引领

　　顶层设计为通识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它也表明了通识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通识教育发展和变革的重要依据。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国家层面，大学宗旨对大学教育的规约。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将大学宗旨阐述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3］。这一宗旨将大学与专门教育区别开来，大学教授学生以高深学问，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成为“硕学闳材”。这与通识教育致力于培养博学多能、健全人格的人的目标如出一辙。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之对象》，要求：“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24］也就是说大学既要培养通才，也要培养专才，但是，通才与专才的前提则是“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这样的一个“人”，无疑近乎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这与通识教育的理念一脉相承。

　　第二，在学校层面，大学课程目标对课程的规定。民国时期，众多大学一二年级课程开设的根本目的，乃是为学生今后的专业研究打下基础。除了这一最终目标外，还希望借助一二年级的通识教育将学生培养成“博古通今”的“博雅之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阐述其课程编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为使学生得能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习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25］。这一目标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在课程结构上，通专结合，先通后专。1929年《大学规程》第七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学生（医学院除外），从第二年起，应认定某学系为主系，并选定他学系为辅系。”［26］同时，针对第一年不分系的学生，“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课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设基本课目”［27］。自此，《大学规程》将大学的理想课程结构基本勾勒出来。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逐渐颁布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规定各个学院的基本课程设置，大学课程结构基本定型。这些文件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