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际遇中，文化自觉是中国学人科学教育价值取向嬗变的根基血脉。志在教育救国的梁启超就对西方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导入、普及和本土化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基于对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他不仅实现了自身科学教育价值取向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继而到人本理性的强化，还以此论证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内涵和未来走向，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本土化开拓了新天地。

　　关键词：文化自觉；科学教育；价值取向；梁启超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地位，对其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知之明，但既不主张“复旧”，也不主张“全盘他化”。［1］作为新旧历史交替之际、中西学说激撞之时的思想急先锋，梁启超总是走在时代文化教育的前沿，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本土化历程中当之无愧的引航者。他紧握科学、率先从教；译介大量西方科学书籍，积极推广科学知识；发表众多科学教育言论，踊跃传达自我思考和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终其一生，“对待科学的态度，始终贯穿一种内在的‘文化理性’”［2］，对待科学教育的态度也相应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清末时期，梁启超率先通过“公羊三世”、“学体术用”等传统文化教育理念，逐步肯定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推进它的普及和完善。民国早期，梁启超及时在“‘理智’与‘情感’的分疏中限制科学的效度”［3］，基于“心即理”等传统文化教育理念，肯定人文教育的科学性，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与统一，以强化科学教育的人本理性。本文从文化自觉视角解读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价值取向的嬗变，剖析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内源性基因，以期为当下我国科学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系。

　　一、继承“公羊三世”学说，推崇科学教育的工具理性

　　甲午战争后，目睹晚清政府的军事羸弱、内政腐朽和外交无能，志在维新的梁启超继承并深化了康有为所推崇的“公羊三世”学说，且以此论证了“开民智”对清末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不仅从智力因素上分析了自古至今社会发展内在动因的终极演变，即“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4］；更从智力因素上分析了19世纪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借“制器”来灭他国，将全球的十分之九都纳入统辖的技术之强。梁启超断言，值世界发展运势由乱世向升平世和太平世过渡之际，国际竞争必然聚焦于民众智力之强，“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5］，疾呼中国要自强于当时，唯有开民智为第一要义。

　　梁启超极其渴望通过实用科学知识的加入来变科举、兴学校以开民智。首先，他对清末科举教育制度的无用深恶痛疾，感叹唯有实用科学才是其变革之关键。在他看来，科举导致生员没有受到专门的科技学习和训练，务农不知植物、做工不明制造、经商不懂万国物产、当兵不会测绘算数；科学却为西方政治之根本和富强之原由，以科学来变科举已经势在必行。他认为变科举的上策在于从制度上将科举与学校合

　　收稿日期：2018-07-18

　　作者简介：张杨阳，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大连/11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