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贷款主体间的博弈，最终源于参与主体责任伦理的失位，而明确参与主体的责任并使之外化为具体行为，则是助学贷款顺利运转的关键所在。

　　(三)学生资助的不均衡与教育公平的失衡

　　从伦理取向看，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经历了由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历程，教育公平始终是我国学生资助的主要价值维度。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连年递增，到200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截止到2019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5]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然而，与全国范围内高校扩招相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域差距凸显出来，相对于部分中西部省份刚刚迈入大众化阶段，北京、上海等经济和高教实力较强的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已超过50%,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公平显而易见。一方面，发达地区的高入学率会使得就读于本地区高校的学生获取相比于其他地区更多的学生资助资源，而实际上由于高考招生中的属地倾斜政策，就读于本地区高校的学生大部分属于本地生源，客观上使得学生资助出现了“嫌贫爱富”的不均衡分配;另一方面，从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来看，政府为就读于本省市的借贷学生支付在读期间的贷款贴息以及风险补偿金，对于财政尚不宽裕的中西部省份，本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从投资的回报来看，获取贷款的学生毕业后却未必会留在就读省份就业，由于人才流动的富集效应，很多毕业生会倾向于选择到沿海发达地区就业，从而使得贫困地区尽管对获贷学生进行了财政补助，但却由于人才外流而失去了人力资本存量，导致贫困地区陷入了“人财两失”的窘境。如此一来，贫困地区必然会对学生资助的投入失去应有的热情，进而导致就读于本地区高校的学生获取的资助资源相较就读于发达地区高校的学生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资助获取上的不平衡会对教育公平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导致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选择到能够获取较多资助的发达地区高校就读，而生源和资助资源的差距将使得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高等教育差距越拉越大，进一步加剧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二、我国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伦理困境的突围之路

　　从古至今，保护弱势群体是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渗透其中的关爱与责任、公平与正义亦是学生资助政策伦理价值的集中体现。[6]针对当前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存在的伦理困境，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凸显政策自身的伦理价值，在扶助学生入学的同时推进教育公平，应是超越学生资助政策伦理困境的合理路径。

　　(一)确立合理的贫困生认定方式，维护贫困生的人格尊严

　　贫困生认定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前置环节，直接关系到贫困生的身份确认，对于维护学生资助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然而，从全球范围看，贫困生认定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就其本身而言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含有重要的伦理取向，需要考虑贫困生群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需求。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基于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贫困生认定可谓困难重重，需要具备约定俗成的财产分类指标评估体系、对家庭申报信息进行抽样核查的机制、对弄虚作假者的严厉惩治措施等技术制度准备以及自愿申报收入的文化传统。[7]因此，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设计出技术较为精准且合乎伦理需求的贫困生认定方式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当前，我国高校贫困生认定中的班级评议，从技术层面是可行的，但从伦理层面容易伤害到贫困生的人格尊严，给部分贫困生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其中，对于贫困生低消费的认定，则是一种政策性歧视，是人道主义的失落。事实上，班级评议作为认定贫困生的方式需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学生家庭收入状况或贫困证明，而高校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来核实贫困生的经济状况，随着我国收入申报制度的完善，税务部门有望成为贫困生认定的主要组织和技术依托，能够较为准确地核定贫困生的家庭收入状况。对于农村生源而言，贫困证明依然是认定贫困生的主要参照，但在开具证明时需要明确基层政府主要领导在贫困生认定中的责任，以保证贫困证明的可信度。最终，班级评议委员会具体组织贫困生的认定工作，在组织方式的选择上可以考虑退居幕后，省掉贫困生公开演讲环节，改为单独面试，从中选择最应受到资助的学生。获取资助的贫困生，应允许其就读期间的合理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