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乡试场所称为江南贡院，鼎盛时期，拥有考生号舍20644间，官房1000余间及明远楼、至公堂、飞虹桥等建筑，其规模为全国考场之最。[1]江南贡院为明清官场输送了数万名举人以上的人才，成为两朝栋梁集汇之地。

　　二、明清江苏科举之风

　　明清时期，自云龙之巅至太湖之滨，无论吴越淮扬，亦或徐海金陵，江苏的各个府州县卫都以崇文重教为乡风民情，皆奉科举之业最为正途。期间，国家最高等级考试的考场一度设于江苏，也为江苏重学之风添柴加薪。淮海大地、江淮平原、吴侬水乡，“人都愿儿孙聪明，读书取科第富贵。”[2]人人多以文章为治家圭臬，以功名为家族荣耀，民间流传着“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3]的训言。江苏各地市镇乡村的人家都比拼着子弟的读书成就，唯恐落后于相邻。如《震泽志》记载明代苏州震泽镇，“人习诗书，户闻弦诵。”[4]据清代孙珮所撰的《浒墅关志》（风俗篇）记载常州一带，“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摘章染翰，而闾阎畎亩之民亦成音节。”[5]整个社会浸染于读书求学的氛围中。15世纪末，朝鲜人崔溥途径江苏，感叹于当地求学氛围道：“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闾里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字。”[6]

　　明清江苏的官私教育的主要宗旨也是为了科举。学子进入官学求学，学习的全部理想系于科举功名。以致于书院的理想治学被考课的现实所击碎，学校之中的教育活动都围绕科举内容而举行。“不必求之师儒，月课季试，有名无实。”[7]自然，这些教育机构的师长都是科举中式之人。不但官学如此，书院教育也不例外。很多江苏书院的创建目的就是专以课文。据光绪《江阴县志》记载：“暨阳书院其制讲堂三楹，堂之前为门，门外为奎星阁。”[8]其意就在于 “奎”与“魁”同音，寓意其学子能够高中魁首。以清代江苏书院教育为例，为了增加学子的科试应举能力，很多书院将科举出身作为书院山长延聘的必备条件。再如清代江阴县暨阳书院、礼延书院的山长也皆为科举之人。清代太仓娄东书院的36名山长中有1名状元、1名探花、21名进士、1名会元、10名举人、2名贡生，虽仅是一个地方小县，却是群星荟萃，不容小觑。这些书院的山长也确实通过其自身科业的经验，带出了很多获取功名的学生。如李兆洛主持暨阳书院，其弟子中“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计”。[9]

　　在乡风熏陶与教育培养下，江苏士子比之外地士子，更加踊跃地参加科举考试，每次科试，江苏应考人数都居全国前列，且多有终身以之为志，至死不悔者。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曾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每岁大比，棘围之外林立。”[10]明代，江南三行省，每次大比，应试士子多至数千人。清代，南京乡试大比，江南士子每科应试者，俱万有余人。这种士子队伍的惊人体量体现出江苏各府各县读书人的热情，即便是一个县城，也拥有着庞大的读书人群体。如虞山脚下的常熟县，“至于今，家读户诵，庠校之所养，恒余五百，应童子试，尝千三百人，显为名宦，处亦不失名士。”[11]江苏考生藏龙卧虎，其选拔自然也水涨船高。考官必须是饱学大儒，士子才能敬服。

　　诚然，这些士子投入全部身心，积极应举的心态千姿百态，其中既有为社稷做事，为民众服务的；亦有以文为质，求取身家的。如明代进士常熟举人桑悦这样评价科举之众：“不过借其门而出以为行道。”[12]嘉靖时期的苏州举人黄省说得更直接：“书生惟籍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莫不以仕为贾。”[13]自然，亦有一些学子十年寒窗之后，为求腾达，不惜以各种手段舞弊考场，求取功名。顺治丁酉（1657年）江南科场案与康熙辛卯（1711年）江南科场案都是影响巨大的考场舞弊大案。但瑕不掩瑜，科考之风俨然成为明清江苏的骄傲。

　　三、明清江苏科举之果

　　明清两代，江苏科举成就辉煌，硕果累累。明代以前，中国科举高地省域是江西、福建，江淮平原、太湖流域的科举成就稍逊一筹。但这种现象到了明代后，出现了根本的转变，江苏、浙江的科举成就傲视全国，而江苏尤其杰出。

　　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江苏一省人士拔得状元之名者14人①，占明代全部状元数的15.56%②，获得进士者2619人。明代卿相皆由科举而出，拾取青紫的江苏士人数量众多，堪为明廷人才之大省。有明一代，内阁大学士一共163人，其中江苏籍人士20人。至明代后期，凭借科举之势，江苏进士数逐渐跃居全国第一，成为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主要来源省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