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人，淮安府为97人，徐州府为31人，太仓州为103人，通州为69人，海州为14人，海门厅为3人。⑤其中超过50人的县、卫有南京卫（86人）、上元县（85人）、金坛（79人）、江都县（78人）、江阴（75人）、丹徒（70人）、江宁县（71人）、山阳县（52人）；超过百人的县、州有无锡（197人）、长洲（193人）、昆山（185人）、吴县（183人）、常熟（173人）、吴江（115人）、宜兴（112人）、太仓州（103人）。人数最多的武进一县考取了244人。在全国考取举人数量前十名的县中，江苏的武进、无锡、吴县、长洲、常熟、昆山、吴江都占一席。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至弘治二年（1489年），吴江县即中进士49人；洪武十一年（1378年）至弘治二年（1489年），该县中科贡共103人。

　　清代，江苏进士数量前五名的府为苏州府（657名）、常州府（645名）、扬州府（348名）、江宁府（311名）、镇江府（211名）。就全国来看，清代江苏在全国进士数最多的十个县中占有六席，分别为武进（含阳湖）第三（276人），吴县第四（259人），长洲（含元和）第五（240人），无锡（含金匮）第六（230人），常熟（含昭文）第八（144人），丹徒第九（118人）。而在清代巍科人物⑥县别前30个县的排名中，江苏也占得12席，分别为长洲（含元和）20人、武进（含阳湖）20人、吴县19人、无锡（含金匮）14人、常熟（含昭文）13人、丹徒7人、仪征6人、溧阳5人、江宁5人、通州5人、太仓（含镇洋）5人、金坛5人。

　　江苏的科举名城中尤以苏州为最。张大纯在《吴中风俗志》中说：“吴俗之称于天下者三：曰赋税甲天下也，科第冠海内也，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也。”[17]以致于世间有如此评价：“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18]苏州人汪琬在《觚塍》中将苏州状元称为“土产”。所谓“东南人士，姑苏最盛”[19]，客观而论，这些评价毫不过誉。明代，苏州考中状元7人，榜眼16人，探花20人。⑦清代，苏州府不但一府科举名次为全国之冠，且豪取全国四分之一的状元名额。（见表3）其县属长洲人氏钱棨更是“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正如康熙末年江苏布政使杨朝麟所评：“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竞丽增华，海内称最。”[20]

　　除了苏州，其他诸府也成就斐然。明清两代，苏中地区的扬州府中进士者650人，其中明代245人，清代405人。其中尤以康熙、雍正、乾隆及嘉庆四朝最为高峰，扬州籍士子在此阶段中进士222人。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50载，清代常州府黉门文昌，一府进士人数占全国比为1.6%，以致常州人李兆洛在《泽古斋遗文后序》中这样评价其故乡：“吾邑科第之盛，颇盛于旁邑。”遥想当年扬子江南北，苏州、常州、扬州、应天、镇江等科举重镇连缀排列，人文鼎盛，形成了明清两朝科举文化的高地区域。

　　在长期的科举之风浸染下，江苏一些科举强县还出现了以县域为传学范围的专经强学。明人吴宽有云：“士之明于经者或专于一邑，若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 [21]以苏州治《易》中举者最多，治《尚书》者次之。“吴郡以制举义奔走寓内，其专门，《易》最多，《书》次之，而《毛诗》曾不得与两孤经齿。”[22]常熟以《诗》经为显学，在明代常熟县204名本经可考者的举人及以上功名者中，《诗》经中式者达到了144人。[23]常熟治《诗》蔚为风气，“海虞学士，家世传诗。海内以诗显者，皆不免诋呵。”[24]昆山则以易经为科举主业，如该县人杨循吉所称：“吾乡多易。”[25]

　　江苏不但有科举强府强县，甚至还有科举强镇。苏州府的甫里镇与同里镇，仅明代进士分别为83人与64人[26]，其科举中式者的数量以一镇抵他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