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肢体接触，性观念相对理工医农科学生更为开放，对单向型性骚扰可能作为玩笑或者正常调节气氛，更加容忍。学科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各学科的大学生都无法容忍反馈型的性骚扰。

　　2.亲子性话题显著影响两类性骚扰容忍度，交流越多容忍度越低

　　家庭是价值观念引导的第一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在和谐融洽家庭中，父母会对有关青春期发育或异性交往等性知识进行提醒，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子女识别性骚扰，清楚性骚扰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尽量避免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亲子性话题是唯一对两类性骚扰都产生显著影响的。这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最为无私，最为关心，也最为细微。父母不仅会关心并教育子女防范反馈型性骚扰，对单向型性骚扰等轻微的骚扰也会提醒、教育，将性骚扰处理在萌芽状态。因此，家庭性教育开展越细致的大学生，其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就越低，假设1A得到验证。

　　3.师德师风评价显著影响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评价越多容忍度越低

　　高校性骚扰作为师德师风进行治理，在学生中开展师德评价既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又能对教师的行为规范起到约束作用。师生关系中，教师作为权威方，学生作为弱势方，通过学校的制度设计，让弱势方有机会通过师德评价表达个人的观点甚至影响教师的声誉，这种亲身经历的方式会给学生带来较深的印象，成为塑造性骚扰习性的实践情境，尤其是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影响会更为显著。但是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学校本身对单向型性骚扰的认识不足有关，有些老师甚至认为课堂讲些黄段子是活跃氛围的需要，不应该过多干涉教师课堂的言论自由，导致了反单向型性骚扰的态度不够鲜明，未能体现在师德评价之中，从而对这类容忍度的影响不显著。

　　4.性骚扰舆情显著影响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越关注舆情容忍度越低

　　高校性骚扰舆情爆发时，短时间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热议，对触犯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的高校性骚扰会进行谴责。大学生作为高校性骚扰舆情的利益相关者，也会受到有关舆情的吸引，关注并吸取高校性骚扰的信息，高校的处置信息与舆论的批评加深对性骚扰的非正当性与违反师生伦理的正面道德认识，并逐渐内化成个人对性骚扰的否定态度。关键是为何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引起性骚扰舆情的都是反馈型性骚扰，大学生从舆情中获得实践的、能够有所体会并对心智形成影响的也都来自于反馈型性骚扰。单向型性骚扰由于社会公众很多习以为常，容忍度偏高，媒体关注不够，自然对大学生的容忍度影响较低。

　　5.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差异受实践经验影响，有关实践经验越多容忍度越低

　　由表2可知，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3.81，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4.31，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3.066，根据统计数据，数值越高容忍度越低。由表4可知，相貌、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高校性骚扰舆情中，都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有影响，只有亲子性话题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有影响。原因在于相貌、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高校性骚扰舆情都涉及反馈型性骚扰的实践经验，只有亲子性话题涉及单向型性骚扰的实践经验。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受与性骚扰有关的实践经验影响。同时可得出相关实践经验越多容忍度越低的结论。

　　五、实践经验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关联性知识解释

　　知识可以被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两类。[23]表象性知识是人通过大脑的反思产生的知识，是思维和分析的结果，是强意识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统知识。[24]所谓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规律。[25]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26]背景性知识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的自然沉淀积累。[27]它不纯粹是靠理解和记忆来进行的理性活动，亦是需要通过体验才能完成的一种亲历性、情感性、领悟性的活动。[28]根据布迪厄实践理论，背景性知识是行动者的主要驱动力。这是因为行动者个人的总体实践活动生成背景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内化成为一般性习性，引领行动者的行动。一般性习性是一种宏观的引领，反映的是行动者一种总体的性情，表现为价值倾向。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反应需要一种更为微观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