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之有，岂可疑哉？”（《墨子·明鬼下》）墨子将“淫溢康乐”作为罪状呈之于众，痛斥饮酒作乐、歌舞升平的贵族生活，并断言此种行径“天鬼弗戒”“万民弗利”，要求普天之人对鬼神应戒惧、谨慎。“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见有鬼神视之”，“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由于音乐享乐违背了鬼神所秉持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原则，不是圣王之道、仁人之道，理应“非乐”。
墨子“非乐”思想对构建高校校园审美文化的启示
墨子在《三辩》中就“圣王不为乐”详细谈到“乐”的种种社会功用，为“非乐”之余意：首先，墨子赞同音乐是人类的福音。不管是诸侯、士大夫和农夫都会欣赏音乐，音乐使忙碌而平凡的人生张弛有度、充满乐趣。在为圣王为乐的辩护中，墨子认为圣王的法则是“寡”，即减少欲望，因此才将圣王为乐解释为“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即圣王虽有音乐，却并不是抱着享乐的心情沉溺于歌舞声乐，所以，很少的音乐等于没有音乐。以上论证在逻辑上虽不甚严密，但阐明了音乐作为各阶层必需品的观点；其次，墨子精通乐器和音乐类别。源于不同阶层，诸侯、士大夫和农夫能接触和欣赏到的音乐就有钟鼓、竽瑟和聆缶，艺术审美教育的阶层性是客观存在的；再次，墨子关注到音乐令人“息”的作用，体悟到音乐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对幸福人生的创造具有特殊意义。虽然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情感表达功能与“和”的伦理作用，但就音乐的休闲功能却避而不谈，而墨子却在《三辩》中明确了不管是“听治”还是“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参政劳作之余，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给人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二、墨子“非乐”思想与作为“短板”的美育
墨子“非乐”的前提是肯定艺术美感。他从政治伦理观点出发，反对和批判的并非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而是沉溺于美食、华服、音乐等感官享受的统治阶级。事实上，正是因为墨子对音乐等艺术审美活动有深刻的体认，才能对音乐门类、受众特点、乐器制造、音乐演奏和音乐欣赏等展开全面的分析，而墨子的“非乐”思想对当代美育实践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美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就德、智、体、美四育在学校中的开展情况来看，美育仍是短板。［3］为进一步加强美育在普通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国家越来越重视全民性的审美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要求，是党的文件第一次就美育作出重要部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通过美育课程、美育活动的开展，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由于儒家与墨家一样，非常看重艺术审美活动的社会功能，往往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美和艺术，进而忽视美育的本质特征，使得中国美学难以摆脱伦理教化的范畴，美育也难以独立于德育而自立。就现实来看，美育得不到应有重视，推进力度较弱，相关研究较少。从小的方面来说，许多技术形态、技术方式和技术结构必须考虑审美需求和审美效果；从大的方面来说，审美教育对实现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多年应试教育形成了多数师生只埋头于本专业课程，而对技术哲学和技术美学缺乏应有的了解。这种状况不利于培养“工匠精神”所提倡的一丝不苟的制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就教育变革趋势来看，《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报告指出，培养“健全发展的人”正在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高阶认知、个人成长与社会性发展等通用素养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基本要点》中，将人的全面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领域（图1）：文化基础（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自主参与（学会学习、健康生活）和社会发展（责任担当、实践创新）。除了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作为人文底蕴三个层面之一，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艺术知识、技能与方法的积累；能理解和尊重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具有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意识和基本能力；具有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具有艺术表达和创意表现的兴趣和意识，能在生活中升华和拓展美等。”［4］美育在18个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点中具有基础性、创新性、超越性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