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乃新文化健将面对家国数千年未有之剧变巨劫，力引西方理性之光，痛针旧邦之弊，竖科学民主两大旗帜，欲从精神深处唤醒民智，以期实现救民救国，自新自强的滚烫思潮。五四之鼓不是太平的助兴，是平地一声声惊雷。历史太沉重、钳制太猖狂、封建太柢固、民众太愚昧，这鼓声不由显得甚急甚繁，而繁杂中我们又听得清楚，鼓点重重落在了批判之厉与启蒙之切上。

　　赞誉连连中，也有不少人对五四之批判与启蒙进行深刻的反思。前者多言其“过”，言其悉数糟粕的同时摧毁了中国最精致的文化，把孩子和洗澡水都泼了出去；后者多言“不及”，言救亡压倒了启蒙，理性先天不足，启蒙终于未竟。然而，当我们真诚地面对历史，感到在新旧相斫的境地，那些精神率先破土而出的“新民”代表们，虽然昂扬自信，有着国家脊梁的自我暗示以及影响力的自我确证，但那掩盖不了的彷徨、焦灼和怀疑也是极其真实生动的。这些复杂表情正好印证了过与不及的千古难题，印证高尚的事业只能是永不停息的战役——许多人终其一生穷其心智，只能是其中一段非常短暂的接力。更何况具体历史条件的掣肘，破立之间，力量的走向有时身不由己。因为说到底，国家的完成、启蒙的完成端赖于人的完成，而人的未完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竟如同一个历史的符咒，从未获致全然的破解，只有通过一次次领受教育洗礼，一次次自我去蔽来趋于完善。尼采曾有“未来人”的提法，代表着完满，现在的人只是“胚胎”，孕育着创造未来人的力，于是，人的完成只有靠传递式的精神发育来实现。这个意义上，五四有其偏颇，仍是现代先进思想的踏实发轫。

　　问题是，五四为启蒙打下的底盘或曰发育的胚胎，我们接手了吗？五四先贤们为什么将启蒙的光束毫不犹豫地打到教育的场域中来？其非凡的精神发酵与教育本质如何共通？当今的教育为何不敢直面启蒙？启蒙与教育本是同一套逻辑，为何现实相去甚远？这些都迫切等待启蒙与教育开展深入的对话，在对话中复回启蒙实在的面目和教育深远的取向。

　　——教育作为启蒙

　　五四启蒙之光，试图清扫专制和愚昧的死角，在社会各个精神层面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论争，言文、言政、言教，皆有不同的启迪和影响。其中，教育救国的呼声无疑最让启蒙有根可扎，教育的启蒙本质先天呼应了精神改造的时代要求。五四先行者以教育的新式化为开端，开始了启蒙立人的崭新思考，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过，在很多知识分子那里，教育改革过程还纷杂地交织着其他领域的摸索，也就是重心不总是在教育之中。但非常奇怪的是，最终有数量可观的人以回归学校的人生轨迹继续启蒙的薪火。这种紧扣教育、针砭社会的传统在当代知识分子中也多有例证，如著名学人李慎之曾说，他最想做一个大学校长，多次提到“当一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心愿，要为青少年编写一本《公民读本》。教育与启蒙在优秀知识分子那里热切相拥，究其根本，是两者在终极任务上高度一致，即皆为人之实现，培育清明而独立的人，敞向尊严、自由和超越。

　　教育若不以“立人”为旨趣，而以“制器”为目的；不观人格之健全，只问分数之高低；不明批判为何物，只认服从为美德；不懂牵引，只会压制；不会对话，只知灌输……则当然毫不关涉启蒙，更妄论实现人之完善了。失却精神价值的标志，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平庸化；失却启蒙性的力量，教育只会助长专制。教育重拾启蒙的利器，意味着教育之维度不仅在于磨砺技术，更在于砥砺精神；不仅解知识之惑，更要祛意识之魅。借用西方的话语——启蒙欲驱散人类“自我招致”的黑夜，使之如昼长明。明亮者，方见人们生动之面孔，而非群体之黑压压。教育黑夜，则是掩埋了丰富掩埋了个性的“合群”模式，而虚幻的集体只能沦为他在的附庸。

　　不论是五四将启蒙诉诸教育，或者是今天应该将教育诉诸启蒙，终究会归于同一套话语——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凸显学生在学习中主体性地位，并强化其自主、自律的意识；开展平等对话，注重思想培养；推动学生知识结构优化同时，赋予学生权能，鼓励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理智，批判性地观察社会等等。

　　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呼吁教育重新与启蒙并肩作战，是不是调子太高了？如果说五四新青年们面对是生死存亡保种强国的历史关口，急需觉醒国民，重塑品格，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