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上世纪中叶新与旧发生颠覆性变化的那个年代，我们曾经仰仗辉煌的精神活着，活在全新的政治价值里，活在民族解放、世界太平的荣耀里，我们把这个叫做翻身做主人的尊严。但是，当一种新的艰难更其难堪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做主人的尊严便再不能在食难果腹衣难蔽体的羞涩里安之若素。是的，马斯洛说得很清楚，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层次架构中，生理与安全的需求比尊严更直接、更迫切。

　　所以，我们会在那些面向历史的作品里看到与在匮乏里艰难的灵魂不期而遇。

　　莫言在散文《忘不了吃》里，用戏谑的语气叙述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挨饿记忆，他说：“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

　　但是其中隐藏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和饥饿的经验，却不是轻易的想象就能体会到的：“……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

　　当人们的攫取食物的愿望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欲望和伦理规法，生存本身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是感到缺匮与不快？我们又仰仗什么活着？

　　我们仰仗什么活着？当我们细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感到一种在几十年里未得进化的惶悚？在上世纪50年代一穷二白的大饥荒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还是生活在对物质无尽的渴求与占有的欲望里。半个世纪里，我们不停地在以各种物质的名义向世界宣称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进步，我们以地主富农的心态抚摸着自己穷怕了的那颗脆弱的心脏，对不断累积的物质利益爱惜得有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不仅如此，我们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将来捆绑在各种借贷上，不知是我们在消费着房子车子，还是各种物质在消费着我们的青春，甚至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尊严？我们生活是变得越来越丰富，还是变得越来越“操劳与烦畏”（海德格尔）？

　　当然，出于某种尊严的需要，我们今天懂得把那赤裸裸的欲望掩饰起来，钱钟书曰之“掩饰文化”：“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钱钟书《吃饭》）

　　这个讽刺文本揭示了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半个世纪对财富的的孜孜以求，使我们逐渐摆脱物质的匮乏，但另一种匮乏——一种精神性的虚荣——一种更深刻的匮乏却在更其恣肆地蔓延开来，谁也不能预估其灾难性结果的边界。

　　苏联时期布罗茨基在他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