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惠娟 

　　一、导语 

　　与人交往顺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在言谈举止方面，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策略或措施，以期维护或增加交际双方的和睦关系，“礼貌”是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其作为人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各个社会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既被视为一种社会规约，也被视为一种取悦他人的公关手段。简单而言，使用礼貌就是为了“留面子”，即个人意欲为自身争取公共的自我形象。于西方文化而言，礼貌是有自主权的选择行为，是为自己“留面子”而塑造自我形象；于中国文化而言，礼貌是迎合公众认可，为他人“留面子”而打造公共的形象。如此差异明显的中西“礼貌”理解，自然会引发我们对“中国式礼貌”的批判性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式礼貌”蜕变为“言不由衷的迫式礼”？ 

　　笔者认为，中国式礼貌由来已久，秉承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畏天之命”，故国人形成中庸求和、世故谨慎、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在群己关系上，看重群体眼光，强调个体对群体的服从关系，因而在群己交往中，往往显现谦虚知礼、卑己尊人的姿态。因此，“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或许是“中国式礼貌”今天被人诟病的弊端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式礼貌在群己关系稳定、公共形象树立上，起到了无可非议的作用，让中国不失“礼仪之邦”的称号。可于己而言，却仿如有一副被动的“道德枷锁”套住自身，使得个人为赢得公众目光、迎合社会期待、维持群己和谐，而不得不牺牲自身某些“特性”或“权利”。成年人在用礼上有自觉性，能应环境、人事有所选择，可儿童呢？在对周围人、事、物尚未熟悉的情境下，对礼貌使用尚未熟练的情况下，儿童往往听从长辈（尤其父母）的“指令”，可指令下的礼貌却很可能成为“伤孩心”的“迫式礼”，于成长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