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大忠 

　　2011年12月31日，本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下午两点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同门师弟何周博士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张子侠老师去世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是今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的，我现在在医院里。” 

　　我愣了半天，赶紧拨通了陈立柱教授（当时是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和我是张子侠先生的同年博士，年龄比我大，我一直叫他“陈师兄”）的电话。消息完全证实了，张先生的确驾鹤西归了，陈师兄说：“我上午10点半还和张老师在一起讨论研究生的论文情况，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张老师是在指导硕士生论文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倒下的。我正在为他写挽联。” 

　　呜呼！人生无常，眨眼物是人非。我本打算当天晚上给先生打电话，祝他新年快乐的，没想到转瞬之间就阴阳两隔。造化可谓弄人，顿觉一阵心痛，与先生在一起的往日时光，点点滴滴，又清晰深刻地出现在脑海里。 

　　张子侠先生是我读博后期的导师。2004年，我如愿进入安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王鑫义教授，主攻历史文献学中的古典目录学。研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他上课很有特色，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操着一口浓厚的淮北口音。他待人非常随和，课堂气氛非常热烈。课下之余，我们十一个历史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常常向他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毫不厌烦，从不摆长者的架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课下问他：“张老师，作为教授，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银子？”他微微一笑：“这个问题，之前很多学生都问过我，看来教授的收入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告诉你们恐怕你们也不相信，我每月工资卡上也就有三千六七百元吧。”看到我们很惊讶，他眉毛一扬：“你们很失望是吧！事实就是如此，想发财走学问道路恐怕走不通，做学问是要能忍受清贫之苦的。” 

　　以后在图书馆里经常见到张先生，他常常在那里查阅相关资料。因为那时研究生生活刚刚开始不久，我在各类史学杂志上看到有些知名教授的文章，旁征博引，娓娓而论，论证严密而证据详实，于是佩服之余又感到困惑：他们引用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有一天，在图书馆看到张先生后，我就把这个困惑提了出来。先生告诉我，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即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知识贫乏，论述任何问题都是没有深度的；在确定某一论题后，要看这个问题前人究竟有没有论证过，如果没有，自己论证的话，证据一定要充分；如果前人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那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提出新观点，发现新问题；如果与前人观点相左，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可以与之商榷，不要被权威吓到。然后先生拿了一本图书目录索引，教我如何查找相关的图书与资料。这个场景，今天想来，仍旧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张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史学泰斗瞿林东先生的得意弟子。大学毕业后，先生进入宿州学院任教，几年后又进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后来的淮北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由于学问做得好，先生36岁就评上了教授，这在整个安徽省都是较为少见的。调入安徽大学后，先生一家先是住在学校一栋比较阴暗的筒子楼里，我和好友何周（此时是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到他家去过，条件的确很简陋，我们无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