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丽芬 

　　我走进教室时，满江正抿着嘴、满脸愤怒。他红着眼睛斜瞪着班主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梗着脖子，双手紧握拳头，看上去随时都可能爆发。老师正与他对峙着，近距离地举着手机要拍他的脸。我心里一惊，担心就此激化他濒临崩溃的情绪，甚至伤及老师。四年级的男孩，长得很高大了，一旦失控，是会突发暴力的。我一时紧张，很小声地叫了起来：“哎，先不要拍。”不想，老师立即炸开了，大声说：“我就要拍，我就要把他这个样子拍给他妈妈看看！让他妈妈看看他是什么样子！”满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他的怒气似乎更暴涨了。我轻轻问了两句，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自觉此时不能再多做什么，就去处理自己的事了。后来，满江和老师离开教室去办公室处理刚才的矛盾，他一整节课都没有来上课。这个班级多次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影响了语文教学。 

　　这种场景，大概是比较日常化的。每个人都有表达情绪的权利，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处理日常的方式，多数老师也都有自己信奉的一套法和术。我担忧的是，愤怒的当下教师对着学生的脸拍照带来的潜在危机，哪怕不在愤怒的当下，拿手机对着孩子的脸拍下他难堪的一瞬间，对心灵的伤害也许是长久而难以描述的。 

　　前不久，课堂上学生在做练习的空儿，我一边巡视，一边用手机给家长做反馈（我课时多，如果没有及时反馈，很容易就忘记了，为此，我只能抓到时机就反馈）。走到清风那里的时候，他正在玩（他有注意力缺陷，很难在课堂上安静下来）。我在他身边站定的时候，他突然站了起来，像条件反射一样，警觉地说：“你拍了什么？”我吓了一跳：“没有啊，我没有拍！”我很小声地回应着，怕干扰了大家。“你拍了什么？你不要拍我，也不要发给我妈妈！”他激动起来，伸手要来拿我的手机，甚至要跟我打起来了。我意识到了他内心的紧张与恐惧，轻声说：“哦，你误会了，我没有拍照，是在发信息给可乐的妈妈，告诉她可乐今天在课堂上非常认真。”“真的吗？”他声调降低了下来，眼里的锋芒也收了起来。“来，你看看。”我把手机给他看，把正在发的信息给他看，他看了，放松地坐了下去。“你怎么会认为我拿着手机就是在拍你呢？”我很轻很轻地问他。“我也不知道……”他眼神飘忽，不太情愿地支吾着：“就是……以前，要是我在课堂上没有听课……在玩的时候，就会有老师拿着手机对我拍照，然后，我回家就会被妈妈打，我就知道他们把照片传给我妈妈了。以后，我就形成了这样的直觉，只要有老师的手机对着我，我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黯然地说着，我突然心酸起来。“你认为我也会这样对你吗？”“不会。可是，我已经形成了直觉，看到你拿着手机，我就忍不住……”“嗯，我知道，过去的事情给你造成了很深的困扰。你会慢慢好起来的，这种直觉会消失的。你看，一直以来我给你妈妈的反馈，都是肯定你、帮助你的。”“嗯。”“现在，你信任我了吗？”“……嗯。”他迟疑了一下，很小声、很不确定地应了一声。我离开他的位置，他开始收拾桌面，把垃圾收了起来。他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一到上课，就会不停地玩粉笔灰，玩纸屑，沉迷在自己的“无目的世界”里。 

　　事实上，清风是非常信任我的，他跟爸爸去医院回来的路上，爸爸让他给几个人排“信任顺序”，他把我排在了第一位。在他的信任系统里，我一直比他的爸爸妈妈更安全更可靠。然而，面对手机，他还是迅速地反弹到了警戒的状态，可想而知，过去的这个举动对他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从这里也可以追溯，过去的他为什么那么容易歇斯底里，为什么对老师那么强烈地对抗、不服从。《分心不是你的错》的作者说：“学校的经历可以建立学生自信和学习的基础，但是也可以毁掉他。”除了他自身发育的困扰之外，外在的激化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毁坏力量。 

　　从这些案例里，我想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面对学生，教师的第一职业身份是理性的帮助者——引导、疏通、心理支持、提供策略。从教师的职业身份来看，把一个小学生的表现当作证据拍下来发给家长，是对自己应有的职业理性的弱化，也是对教师职业素养的不自信。一个人，一旦成为教师，走上讲台，面对学生，他必然就要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