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在晓庄师范举行的“辛亥革命纪念演讲”中，陶行知先生在《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一题中说道：“我们的济南，现在还是给日本人占据。现在我们要叫日本人回日本去，只有我们自己先团结起来，才能够叫他们回去……我们要下一个决心，用教育的力量使民众团结起来，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假使我们晓庄学校不能叫日本人停止蛮横的行动，不能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那么晓庄学校便算失败的。”1930年，陶行知先生苦心创办与经营的晓庄师范学校被国民政府查封。其后的因缘纷纭，但最重要的便是行知先生对学生抗日的支持与肯定。那时候，晓庄师范的很多学生们曾多次上街抗议日军舰停泊南京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八天，行知先生发表了《傅将军到哪里去了？》一文，在国难之际，这篇文章无疑是发人深省的。面对东三省沦亡的危境，陶行知先生对国民政府颇为直白地责问：“东三省之傅作义安在？中华民国之傅作义安在？”10月2日，他发表《战时的功课》一文声援学生罢课，提出“罢平时之课，上战时之课”。10月15 日，他又在《儿童生活杂志》上发表诗歌《小日本》，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并积极号召众人“拿起小斧头，万众一心来赶贼！”

　　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的行知先生是最为忙碌的，那时候，他的肩上承负着两个沉甸甸的担子：国家与教育。是的，教育的辞典中如若缺失了爱国的义项，那是绝然不完满的。因而，当国家濒临危难，行知先生毅然决然、果断自觉地以“教育”为干戈利器，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竭力呐喊助威。当然，就相关史料反映，行知先生还通过不少更加实际的手段支援祖国的抗战：

　　1937年12月6日，由陶行知先生起草的，由约翰·杜威、印度民族领袖甘地、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及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联合签名的一份联合宣言，庄重宣告支援中国抗战，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呼吁国际社会对日禁运。这个宣言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另外，行知先生还号召大家一同抵制日货、为抗日救国募捐。

　　始终系牵着民族的大义、家国的重责、人民的情怀，行知先生就是这样在祖国遍布疮痍的大地上，孜孜不倦地干着与教育有关、抑或无关的事业。这些事业，可能超越了抗战，并一直延承了下去……

　　1946年4月，行知先生来到危机四伏的上海，为争取国家的民主事业而斗争。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被国民党政府暗杀。那时，行知先生的处境也显得危机重重，甚而有消息称：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听闻这个耸人的讯息后，行知先生却依然无所畏惧，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就这样，他始终站在国家民族事业的最前沿。

　　检阅了这段裹挟着呛鼻狼烟的历史履历，我们会发现，在行知先生那里，教育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别无其他。这远远跨越了种族界限、党派之争……

　　三

　　“教育者”是一个内涵丰富、全面发展的词汇。在这个词语的深处，既含纳了教育者的个人成长历程、家国时代背景，同时，还涉及到教育者的家庭生活。也许，家庭是一个最能体现教育者朴素教育情怀的领域。

　　行知先生曾在《儿童的世界》一文中说到：“小孩子最大的敌人有时便是他们的亲生爹娘，谁能料得到呢？世上一切既为大人所有，小孩子如果要想分一点肥，只有一个法子，非大人的话不敢说，非大人之行不敢动。他必须学做一个小大人，才能得大人之宠而共大人之产。”由此，亲生爹娘在教育子女层面的重大意义不容小觑。那么，陶行知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实际上，陶行知平日里与孩子们的交流并不频繁。但他却始终坚持以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较高的人生行为准则。行知先生因忙于工作，并未及时接待蒋介石的巡视；行知先生的衣服上有两个口袋，公私款项分明不差……这些具体实在的行动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孩子们。行知先生共有4个儿子，除最小的儿子有国家正式文凭外，其余均无。这对于一个大教育家而言，未免显得有点落寞，但却也显得光辉熠熠。因为，这是先生生前“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的最好释解与彰示。

　　另外，行知先生也极具人情魅力。

　　行知先生的长子陶宏在《我和我的父亲》中曾记载过两件小事：

　　有一次，行知先生忙于工作，他也帮着父亲整理相关资料，一个通宵下来，父子二人忙得不亦乐乎，沉浸在工作的氛围中。后来工作间隙，二人品尝起行知所带的五香蛋。

　　还有一次，陶家的老妈子抱着陶宏到上街玩耍。陶宏看见一家商摊上摆有一根很灵巧、可爱、好玩的香烟嘴，便央求老妈子向奶奶拿钱买。后来，买回去后，行知先生恰巧回来碰见，便立即夺去，折成两段丢进火炉烧了。嘴里还训斥道：“这样大就玩这个东西！”陶宏当时大哭不已。但陶宏在文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