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法制史》教材沿用“断代史”编撰体例，以政权或朝代更替布局谋篇。而朝代更替与法律的内在发展秩序并不一致，它割断了法律制度发展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导致学术研究中内在视角与整体性的缺失，导致教学实践中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者们意识到断代史编撰体例的缺陷，做出了体例重构的设想与尝试。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体例；重构

　　教材体例，指教材编写格式，或组织形式。体例只有依照教材内容及属性而设置，才能更好地传达或反映内容及其内在要求。20世纪末，我国教育部统一规划，由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法学界知名专家编写了14门核心课程教材。《中国法制史》是其中之一，它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是全国法学院、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以历代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史”[1]，中国法制史教学对于教材严重依赖，学生的中国法制史知识基本上来源于教材，且仅限于教材。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体例关系重大。因为编撰体例理应体现了中国法制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与内在秩序，体现了法制史的知识谱系，从宏观上架构了中国法制史的总体框架；同时反映作者看待中国法制史的独特视角，以及对中国法制史理解的深度。

　　一、不同时期《中国法制史》的编撰体例

　　中国法制史的编撰历史近百年，可分为奠基期、发展期、停顿期、再次发展期。中国法制史的体例形成了纵横两条主线。纵线就是遵循历史的发展脉络，以一姓之兴亡、朝代之更替线索。横线就是每个发展时期的横截面所呈现法律制度的不同方面，比如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按照立法思想、法律形式、法律内容（行政、刑事、民事、经济等）、司法制度。纵横两条主线构建了中国法制史的体系。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史的研究一波三折。

　　（一）民国时期

　　国学大师编撰了经典之作。初期有1912年徐德源的《中国历代法制考》，1916年庄泽定的《中国法制教科书》。当时有一本译著，是1906年出版的日本人浅井虎夫:《中国历代法制史》成为中国法制史的编撰体系的模板。“《中国历代法制史》运用西方的法学式学科分类方法，将中国历代法制横向分类为法源、刑法、诉讼法、民法等十三目，这种分类研究办法，为中国法制史学科体系建构了框架，其影响甚远。”[2]

　　中晚期有1930年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1934年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等。杨鸿烈采取断代分析办法，全书共二十七章，并附民国刑法与两次修正案篇目表、中国历代法律篇目表。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分为总论、政治制度、狱讼制度、经济制度四编。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50-1966，对民国的法学成果持否定的态度，学术研究处于起跑线上。据张希坡先生回顾，中国人民大学自1950年建校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1951年讲授“国家与法权历史”专题，1963-1965年修改后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三册，内部发行。[3]这就是《中国法制史》教材的前身。

　　(三)文革时期。十年动乱，中国法制史研究陷入停顿。

　　(四)改革开放时期。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为解决通用教材问题，法学教材编辑部1980组织力量编写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1982年出版张晋藩主编的高等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教材。后来曾宪义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有力推动了中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

　　今天高校有自编教材，国家有规划教材。中国法制史国家级规划教材，因其封面是红色而在法学院校谓之“红宝书”。有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与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三版）。这两本教材，采用“纵横”模式。纵线采用“断代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