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一开始并非来自于政府，而是工商业精英的赞助。在立法者对科学新发现毫无兴趣的年代，为了获得赞助，科学家利用“资助科学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径”这种方式来游说赞助者。这一现象也与以托克维尔为标志的美国募捐传统的产生有关。因此，早期的美国赞助者更像19世纪的美第奇家族，为天文、化学和生物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提供资金。而政府将经费投入到能立刻见效的应用性研究上，如沿海和地质调研，其成果能直接促进国家的工业繁荣。［5］

　　美国科学慈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来自英国化学家詹姆士·史密森（James Smithson）在1820年的一笔遗产，其目的是“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促进知识增长和传播的机构”。约翰·昆西·亚当斯提议不动这笔资金，只用其收入的6%。同时他强烈支持将这笔资金用于原创性的调研，构建“史密森”研究机构。1846年，普林斯顿的一位物理学教授约瑟夫·亨利成为基金会秘书，他支持从物理学到人类学各方面的研究，并经常发表言论，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史密森学会”仍然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

　　史密森大概不会想到，他的一个决定影响了美国慈善捐赠方向的转变。之后，一系列由私人捐助的学术文化机构在美国纷纷出现，渐渐地，美国在教育领域的慈善捐助重点开始由道德、宗教等向科学、文化转变。进入20世纪，文化教育成为美国各大慈善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家们意识到需要更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例如，哈佛天文台台长爱德华·皮克林（Edward Charles Pickering）寻求建立一个捐赠的基金，期望基金运作的收入能够支持持续性研究。一开始，很少有赞助者对此计划感兴趣，因为它缺少冠冕堂皇的承诺甚至是明晰的实际应用。相反，白手起家的商业界富豪更愿意建立更多、更大的天文台。到20世纪初，专门管理科学慈善资金的基金会开始出现了。例如，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机构建立了一个2200万美元的基金，支持那些科学领域“不同寻常的人”，以“改变我们在科学方面的世界排名”。为达到这一目标，该机构选择了政府很少或没有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地球物理、地磁学、植物生物学和胚胎学给予经费支持。

　　时至今日，美国赞助者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方面的复杂兴趣意味着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愿意对各层次研究提供支持的赞助，而且赞助者也不再排斥给予政府已经提供资助的领域以慈善性支持。［6］据2012年美国无偿教育援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排名前50名大学平均每年可获得科学慈善经费达8500万美元（其中4500万用于年度运作资金，约2000万用于研究方面的建筑资金，2000万用于研究公积金，使得公积金总额每年以约2%的比率增长）。而排名前10名大学每年则可获得超过2.6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其中超过一亿美元是科学慈善。 

　　三、美国科学慈善的法律框架

　　自1960年起，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措施，严格限定了科学慈善的捐赠动机、边界和条款。这些规则和大学制度一起，共同塑造了美国当今的科学慈善模式。［7］要分析相关的法律背景，我们首先要区分赞助者与受赞助者两个概念，前者是资金的捐赠者；后者是这些捐赠的接受方，随之展开具体的慈善工作。

　　有关赞助者的法律条款始于1917年，即在美国首次征收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四年以后。随着联邦税率增长到77%，慈善捐赠减免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规定意在鼓励更多的纳税人进行慈善捐赠。1936年，联邦政府准许企业将慈善捐赠不纳入收入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赞助者的范围。1894年的税务条款（1913年该条款在美国国会第16次修正案中正式通过）规定“受赞助”方免税。这些受赞助组织在联邦免除收入所得税条款中，以慈善、宗教、教育等不同的目的分门归类。包括大学在内的基于研究的组织也被纳入其中，部分是因为科学慈善被看作是有其公共性的目的，即“提高知识的水平，加速技术进步” ［8］。

　　科学赞助者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向大学研究进行科学慈善：一是直接向大学进行免税性的捐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