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场域里随着弱势补偿文明理念的普及，政府、社会和大学给予贫困生以特定的以经济帮助为主的教育补偿成为了常态。但是所能给予的教育补偿资源往往是总量有限的，甚至相对于所有贫困生的需求而言是不足的。又因为虽然人性具有复杂性，但贫困生的“经济人”总体特性主导着他们的实践行动，即他们在以理性的方式追逐着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补偿资源。更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学场域与贫困生教育补偿和成长相关的时空里充满着微观政治的运作。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年）认为传统权力观强调集权于中央和王权至上，而现代权力观视权力为一种如同英国思想家边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社会控制技术，权力渗透进个体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地“矫正”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时权力的全覆盖性、延续性和细节性使其成为了微观政治。　回到大学场域。学校微观政治将学校看作是由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权力竞技场，教师是班级事务的关键推进者，学生具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价值观和教育需求，他们通过协商、合作、冲突和抵制等政治性活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大学场域，微观政治运作的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是符号所带来的象征权力。符号及其系统如果没有象征意义，只具有本身的指向价值，就缺乏探讨意义，而事实中符号及其系统是个体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媒介，具有象征意义，个体符号实践都是象征性实践。从广义上看，因为符号具有象征意义，符号本身就是象征资本，从而具有象征权力。在微观政治视角下，贫困本科生的符号实践具有象征意义，是象征性实践，在这些活动中实际上是象征权力在运作。布迪厄将象征系统看作为“合法性之再现”，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体使用符号系统的象征性实践把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利益获得机制合法化了，使人们能够接受甚至参与合作，在这一套游戏规则下生活。其实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象征权力都是通过获得不同阶层人们赞同认可从而来整合社会的力量。　贫困本科生所在的大学场域也是如此，从学校层面来看，“贫困生”符号以及其他的系列仪式、头衔和荣誉体系等作为象征权力在微观政治层面规范着包括贫困生在内的本科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维持着学校秩序和大学的文化再生产。

    大学场域的符号系统通过象征权力规范着贫困本科生的思想和行为，这里的“规范”在福柯理论中就是“规训”。规训这一概念是在福柯处得到充分阐发的，即“规范化训练”，是近代产生的一种以规范化为核心特征的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监视和训练肉体的技术，也是知识生产的手段　，而且规训以“重塑主体”为目的　。大学系统有“贫困生”符号、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以及获得这些符号证书的“技术标准”作为符号－技术体系，贫困本科生在其生活世界中一般地都基于理性实用原则来进行决策，而且大家一般都会服从于学校教育补偿和教育训练规范（社会契约）而行动，根据福柯的理论，这样大学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规训机构。　贫困本科生是广大本科生中的一个群体，与其他本科生一样他们在大学场域内需要接受大学系统内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各种奖学金等符号的规训，这类符号对本科生个体而言都是（正向）象征资本；贫困本科生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拥有“贫困生”甚至“特困生”符号，这类符号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负向象征资本，贫困本科生在大学场域还需要接受这类负向象征资本的规训。也就是贫困本科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期间会接受负向和正向两类象征资本的规训，这两类规训对贫困生的成长影响深远。

    个体心智结构的不断重建与成长其资源来自于个体直接或间接经验。在自我理论中，个体“经验自我”由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三者所构成。　可以基于此来审视“贫困生”符号的负向象征资本规训的类型。第一类是物质规训。贫困生被认定为“贫困生”从而才能获得各种教育补偿的机会，而贫困生认定需要有一定的程序，一般地有填写各种描述家庭经济弱势的表格，还要基层政府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贫困证明等，这些都是认定程序的基本项。但是我国社会整个诚信体系还在发展中，且有关部门当前还难以掌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完整和准确信息，这样所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还需要有其他的补充信息。教育实践中的做法有开班级座谈会，让同学之间互相披露经济状况；还有就是一种所谓的自我演讲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成为了所谓的“比穷大会”。总而言之，在贫困生的认定过程中，申请者需要充分展示自我物质的贫乏性。在本科生的生活世界中就是，贫困生一般不能拥有笔记本电脑，不能使用苹果等高档手机，不能衣着名贵，甚至不能进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