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方性知识所构建的集体记忆，并由一系列具有鲜明指向意义的符号、影像、文本所组成，是大学仪式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大学文化传承谱系及区域地方性知识。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大学仪式始终呈现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使之涵化大学成员，达成政治文化认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政治合法性是被表演的，而不是神授的”，国家权力通过庆典仪式再现文化传统、国家意志，并通俗化为校园生活的政治文化“常识”。例如，在以庆典、升旗、党团宣誓等为主的大学政治仪式中，空间、器物、人及表情被高度政治符号化，领导代表成为执政党的化身，并与国旗、国徽、国歌一同成为代表国家权力的符号，借助文本、影像、声音等知识符号体系，控制庆典节奏，调节仪式气氛，并将参与者带入特定的政治情感体验中，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告知”———传递信息，更在于“感动”———制造效果。大学各类仪式的文本写作、修辞与宣读，旨在确定一个基调或框架，彰显国家意识形态在大学秩序中的权力与权威，一般包括几个结构段落：历史叙事———对学校发展脉络和业绩的叙述；政治宣示———对政治时局、教育方针与政策的确认与阐释；愿景描述———对学校发展前景的展望。由此，广大师生不仅增强了对权力关系“常识化”的认知，更成为历时性的庆典仪式的主体，进而转变成为代言人，召唤其他同伴，层层推进意识形态召唤，使被召唤者归置于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中，打上政治烙印。从而，仪式所营造、传递的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国家政治生活的理念就涵化了大学成员。

    作为一个“历史容器”，大学仪式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使之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从而转化为集体记忆。大学通过校庆庆典、校史教育与展览、校友活动等仪式，建立一个关于本校历史的文化传承谱系，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信念模式，使基于共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集体记忆得以复活、再现与延续。节庆日的周期性安排也由此不断积淀、凝刻于校园成员的集体记忆中，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在大学校园普及并日常生活化。大学文化传统自此转化为一种独有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对“我的大学”这一意象的象征性再生产。例如，校史展览中通过对展览主题“议程”的设置与掌握，在校史叙述、展品选择和文本修辞的有意引导下，一所大学独特的历史沿革、文化记忆及意识形态都潜藏于展品之中，从而使校园成员在观看的过程中，接受展品所投射出的主旨影响，增强对大学的认知。进一步地，这种局部共享的知识与信念，又区分了校园内外、“我”与“他者”。在此，个体不仅成为仪式展演的参与者，也成为这一集体文化记忆的生产者。通过消费习俗与传统，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从而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构成个体仪式化和社会性行为能力的基础。

    大学仪式征用地方性知识，成为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仪式是一种族群的、社区的、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是一种地方知识系统。区域社会的历史变革、文化特色、风俗人情，以文本修辞、图片影像等形式嵌入大学的本土化叙事之中，使大学与大学所在地之间建立一种互嵌、共生的互动模式，获得自身观念与价值观的延续，形成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校园认同。运用文化文本对特定地方进行描述，可以巩固大学的地方性知识建构及其形象的重塑。地方则通过人们主观性的重构与定义，超越空间实体单一的物质性，成为一种充满意义且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如“燕园”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园”之于清华大学，“康乐园”之于中山大学，“珞珈山”之于武汉大学，“岳麓山”之于湖南大学，皆是“地方”在大学的文化再现，成为体现大学地方特性的标签。大学师生也往往在学术论著、散文随笔中，以大学所在地指代大学本身进行落款而无需作更多注解，显示这一地方性知识已经“理所当然”地凝结为一所大学的指涉意象。进一步地，持续的集体记忆与日渐积淀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为大学师生提供了一个关于大学与地方的叙述，强化了地方认同，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嵌入世界的路径。作为大学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声音符号———校歌，在各个场合不断重复建构、确认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将这一地方性知识移植、延展为民族国家叙事。大学校歌往往在首句标明地域，如“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清华大学），“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山大学）。结句则指向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与个人愿景：“大同寰宇向未来，我创辉煌。……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武汉大学）、“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中山大学），这一“地方－国家”、“校园－社会”的文本结构与修辞递进，正是仪式对地方性知识的征用、改造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