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户籍性公平问题
户籍性公平问题的利益双方是无户籍常住居民和有户籍本地居民。2011年10月29日,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的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俗称“异地高考民间方案”),集中体现了无户籍常住居民所渴望的户籍性公平,该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应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的标准来认定。[11]
与外来务工人员相比,单一的流动性公平更难令无户籍常住居民满意。由统一全国高考引起的区域不公平显性化,在这一群体中的影响也更为恶劣。虽然实行部属高校统一录取可以增进在外务工人员的公平感,但对无户籍常住居民来说,不能与户籍居民平等享有地方高校的招生资格,距离他们的理想目标依然相去甚远。与此同时,这样的招生制度改革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无法实现户籍性公平的情况下,无户籍常住居民能够从地区性公平中受益。一旦如其所愿“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地区性公平又会变成阻碍其利益最大化的绊脚石,在“异地高考民间方案”中没有任何有关地区性公平的倡议也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在外务工人员和无户籍常住居民同为异地高考的利益诉求方,但无户籍常住居民真正追求的是户籍性公平,而非外来务工人员必须面对流动性公平问题和地区性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区别对待这两个群体的异地高考问题。无户籍常住居民在流入地定居多年,拥有稳定的职业,其子女长期在流入地生活成长并接受教育。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子女的教育也更加重视,虽然异地高考问题因外来务工人员而起,无户籍常住居民却占据主导作用。如前所述,各省市制定的异地高考方案针对的都是户籍性公平问题。从目前方案的实施情况来看,采取高门槛、渐进式方案省市地区各方的不满声音依旧很多。[12]
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应该采用类似《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的低门槛方案?其实不然,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竞争人口数量也是大小不一,各地高考难度为此迥然不同。既有北京、上海、青海这样的高考“圣地”,也有河南、山东、安徽这样的高考“重灾区”。如果一步到位地放开所有省份的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后果不堪设想。首当其冲的就是高考移民会更加难以控制,高考将面临秩序危机,当地政府也要面临责任危机。另一方面,异地高考准入条件过于宽松,还会进一步恶化本地考生和异地考生这对利益博弈相关者的竞争关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所以,设置一定门槛、逐步适度放开,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在准入条件的松紧程度把握上还可以有所完善。
在统一高考、部属院校统一录取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后,不是说北京、上海等高考洼地不再具有高考移民的吸引力,毕竟各个省市的地方院校之间也存在优劣差异。但是在高考移民成本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改革后的预期收益明显大不如前了,地区性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考移民的热度。那么,异地高考的门槛便可随之略有放低。比如,既然对学籍、居住年限、家长职业、社保缴纳等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准入要求,至少不该在报考院校类别上还诸多设限。除部属院校全国统一录取外,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享有户籍考生同等高考权利,就地报考各类本专科地方院校。
综上所述,应对异地高考公平难题所需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统一全国高考的考试制度改革、部属高校统一录取的招生制度改革、适度降低异地高考准入条件的户籍制度改革。这些政策的协同配合,在合理可行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平衡了外来务工人员、无户籍常住居民和有户籍本地居民三者的高考权益,从而大力促进了高考公平及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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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